[49] 联邦宪法法院亦多次在判决中指出私法中设有若干概括条款，其对当事人私法权利的保障具有补充性作用。

真正的伟大会融入生活，成为常规，成为背景，因此不彰显，因此看不清其发生和存在的理由——再重复一次大音希声。好在完成了，结果好，一切都好。

我曾打算名为思想中的法律史。但在法学和法律上，这种心态还挺重。今天的学人很难首先察觉已融入日常生活的那些规矩和制度，更难经此想象性重构当初催生这些制度的、那些曾令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生离死别刻骨铭心的难题。上小学时就知道，郡县制，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统一货币，科举和皇帝，诸如此类的。对一直以各种方式敦促我的北京大学出版社的白丽丽编辑，我更深感歉意。

这才是我认为好的、有用的并可能让人举一反三有所觉悟的法律/法学著作。但本书又绝非论文的简单汇集。人权因而就无法跳出特定的族群共同体和社会等级而获得普遍的保障。

[33] 当今的人权概念隐含着普遍主义的维度。同情本身是一种想象：想象坚持着对于事物的一半看法，并把这些看法所产生的感觉和由于我们的特殊而暂时的位置发生的那些感觉加以区别。[63] 保障人权更需要人类的同情情感，需要具体情况下的人用感性代替理性。在全球化的时代，人权需要更为坚实的根基：对于他者内心感受的想象与道德平等主体的树立。

[54]现代早期的小说(如《唐吉坷德》)多描写贵族的故事，或者贵族式的生活。[27]实际上，无论是黑人还是女人都长期被当做孩子来看待：美国和南非的白人常说，黑人像孩子一样。

在启蒙所确立的人类的认知思维结构中存在一种等级，在其中感觉和情绪与理性和思考相比处于低等的位阶。后者对于理解现代普遍人权观念或许更为重要。正是在这个地方，小说揭示了现代普遍人权观念的核心信条：痛苦面前人人平等，因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18]Richard Rorty, Human Rights, Sentiments, Rationality, in Truth and Progress: Philosophical Paper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177～178。

[35]霍布斯认为，人的天性当中有攻击性、竞争性和排他性，[36]卢梭则认为，这些特质已经不是人最根本的自然状态了，已经是进入社会状态之后的情况。本文通过思想史和法律史的考察，尝试展现人权的道德情感基础。认为理性推理可以得出道德命题，实际上混淆了实然与应然。在斯密看来，同情心是人具有的一种基本能力： 人，不管被认为是多么的自私，在他人性中显然还有一些原理，促使他关心他人的命运……属于这一类的原理，是怜悯或同情，是当我们看到他人的不幸，或当我们深刻怀想他人的不幸时，我们所感觉到的那种情绪。

其三，书信体小说的主角多是平民甚至是平民，因而能够产生跨越社会阶级和阶层的移情效应。[10] 因而，当断言不证自明的时候，普遍人权诉诸的是信仰，如同《独立宣言》所言：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神圣而不可否认的。

[65]当这种同情心被渐渐唤醒，被施予不同阶级、宗教和种族，普遍的人权观念才随之渐渐指引现实当中的社会行动。平等性申明，每一个人无论其身体、心理或者社会差异都享有自然权利，而不能在法律之中设定阶层差等。

[37]参见卢梭：社会契约论，载《卢梭全集》(第4卷)，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40页。普遍的(不分地域、到处都适用)。普遍的共同利益感来自于情感。让这些人读康德并赞成一个人不应该把合乎理性的主体简单地作为工具来使用也根本无济于事。[57]〔英〕夏洛蒂·勃朗特：《简·爱》，吴钧燮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70页。[49]与传统流行的戏剧体裁不同的是，小说可以长篇描写主人公的内心。

法国《人权与公民权宣言》、美国《权利法案》乃至《世界人权宣言》似乎也继承了《独立宣言》不证自明的传统。[70]See Kofi Anan, Two Concepts of Sovereignty, THE ECONOMIST, Sep.16，1999. 作者简介：刘晗，法学博士，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人们进而形成一种跨越阶层的平等直觉。人权观念的普及和人权侵犯现象的并存，不得不让我们深入思考人权的基础问题。

同情沟通并连接了人的心灵。个体人权开始试图取代国家主权成为法律与政治中神圣性(the sacred)的所在。

然而，悲情的诉说却能够潜移默化地塑造人的柔软心灵。三、启蒙的另一个维度：道德情感论 理性主义人权观的问题，不得不让人重新思考西方启蒙运动的思想遗产。感性能够更好地提升人们的道德关怀，增强认同感和凝聚力。书信体小说将博爱(brotherhood)扩展到人世。

在某种意义上，小说能够让读者进入二十世纪哲学家罗尔斯所说的无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后面，从剥去社会身份和既得利益的原初状态(original position)当中思考社会正义问题，并进而得出关切社会弱势群体的道德准则。如果说现代法治的基础在于人权保障，人权保障的根本在于人权意识的提高，那么法律人就须接受人权方面的道德情感教育，并具有进行道德情感教育的能力。

在现代早期，欧洲人可以在美洲大规模屠杀印第安人而很少感到道德责任的约束。在国内层面，美国宪法史提供了很多鲜明的例子。

德国纳粹主义者可以一边读着康德的著作，一边将犹太人成批地关进集中营、甚至投入炉中焚烧。人们通过感觉来发现人类的共同关怀，而共同的感觉则建立在情感交流的基础上。

启蒙使人能够自由自主地运用理性思维能力，反思和摒弃历史和传统所造就的偏见与非理性。在不同文化和宗教背景下的人遭遇的全球化时代，理性论证所有人的平等人权被认为是霸权主义论调的时候，推广人权意识更需要通过如下的方式：告诉人们，受难者的悲伤故事也可能发生在你的亲人乃至你自己身上，由此培养人们的人权意识，使得普遍人权不再是一种政治修辞甚或霸权主义。一直以来，卢梭被认为是法国大革命、《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乃至现代政治体系的思想先驱。[4]固有性申明，权利来自于自然，为人所生而有之，而非上帝、祖先、君主、政府或社群的授予，也即权利独立于历史和宗教，是永恒的和世俗的。

其二，小说使得人们可以想象到遥远地方的陌生人的内心感受，将移情从身边的人推广到更大的范围中。[34]参见卢梭：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载《卢梭全集》(第4卷)，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242页。

这是理性主义必然推导出来的结论。[36]参见〔英〕托马斯·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92～94页。

平等的(对每一个人来说都相同)。[25]Bradwell v. State of Illinois, 83 U. S.130(1873). [26]See Gerrit W. Gong, The Standard of Civilization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27]Katharine Moore, Kipling and the White Man s Burden, Faber, 1968. [28]〔美〕罗蒂：人权、理性与情感，载《后形而上学希望：新实用主义社会、政治和法律哲学》，张国清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321～333页。